1994年，石家庄市西郊发现了一具青年女性尸体，被害人系被凶手后击打窒息而死。当地公安机关随即立案侦查，石家庄市工人有重大作案嫌疑被抓获归案。

　　“案”自1994年案发到1995年判决执行死刑，的母亲始终坚信儿子是被冤枉，执着上诉为儿子鸣冤。

　　该案案情重大、错综复杂，其社会关注度之高，对司法影响之大，让人瞠目结舌。虽然真凶最终落入法网并受到法律的严惩，然而被枪毙的，却永远也不可能复生了，这也是其家人一生中没有办法弥补的伤痛！

　　下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这起时间跨度大，案情最复杂曲折，同时结局也是最出人意料的案件。

　　1994年8月，正是玉米快要成熟的季节，在石家庄市石获公路南侧孔寨村的一片玉米地里，一名36岁的女人康兰（化名）被人后杀害。

　　康兰是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绘图员，液压件厂距案发地不过二三百米，因为康兰的家离工厂有40多公里，因此就和丈夫租住在附近的孔寨村一处民房里，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段玉米地中的田间小路。

　　康兰为人踏实稳重，在厂子里人缘也很不错。然而直到8月8日上午，康兰已经三天没来上班了，按说不上班总要给厂子请个假，而康兰的丈夫也急得不知她去了哪里，到处找没找到，大家认为问题严重了，就赶紧到派出所报案。

　　派出所和液压件厂的领导都很重视，他们怀疑康兰在附近出事了，于是就组织液压件厂的100多名男职工在玉米地里进行拉网式的查找。

　　当天下午，在玉米地一口机井旁的杂草堆下，大家发现了卷成一团的女式裙子和内裤，经康兰的丈夫辨认，衣服正是康兰的，一股不祥的预兆顿时笼罩在大家的心头。

　　由于当时天色已晚，大家就撤了出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公安和100多名职工再次进玉米地搜查，接近中午时，大家在路东侧玉米地里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女性尸体，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，经过辨认，此人正是康兰。

　　康兰的尸体被发现后，警方立即封锁现场进行了调查，经过尸检，康兰死亡时间在8月5日下午5点左右，系被人后击打窒息死亡。

　　，家住石家庄市鹿泉县申后乡下聂庄村，当时是原鹿泉县冶金机械厂工人，下聂庄村离案发现场只有15公里，平时上下班都要骑蓝色自行车经过这片玉米地。

　　1995年的3月15日，石家庄中院以故意杀人及妇女罪判处死刑。一审认定：

　　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被害人，至石家庄郊区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，故意用自行车将被害人别倒，拖至玉米地里，用拳头猛击被害者头部以及面部，使之昏迷后将其，尔后用上衣勒住被害人的颈部，使其窒息死亡。

　　1995年4月25日，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，被判处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；妇女罪，判15年，合并执行死刑。两天后的4月27日，被执行枪决。

　　“案”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，一个青年因为觊觎女人的美貌杀人似乎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犯罪理由，因此知情人都将此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并没有觉得是被冤枉的。

　　这其中只有的家人，依然相信是被冤枉的，他们向当地的执法机关多次申诉，虽然无法推翻判决书，但他的家人一直不接受这个结果。

　　的妈妈张焕枝最了解儿子的情况，她说：“儿子胆小内向，平时特别的温顺，连家里生病的老母鸡都不敢杀，由于有口吃的毛病，也从不与人争吵打架，说儿子杀人，她永远也不相信。”

　　在被执行死刑10年后，石家庄西郊那起杀人案，却再次被掀起了波澜。2005年3月，这一个名字从此进入了大众的视野，并永远记录在中国的法制历史进程中。

　　2005年3月，河南荥阳索河路派出所民警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在一个砖瓦窑厂里有一个外来务工人员“大王”，已经在此生活五六年了。

　　每当民警去排查暂住人员时，他总是刻意躲避，平时看到警车、警察路过，他也赶紧躲在一边，这个行迹非常的可疑。

　　“大王”平时沉默寡言，在一起工作的工友只知道他是河北人，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，他也从不和工友提自己老家的事情。

　　他的这种反常表现，引起了当地派出所民警的警觉，民警立即对他进行了调查，由于他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暂住证，民警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。

　　民警通过户籍网查找和请求邯郸市公安局协助调查，均未对上号。此后“大王”又连续报了十多个名字和地址，也都查无此人。

　　“大王”虽然文化不高，但是智力和行为都是正常人。各位明白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犯什么事，肯定会如实向警察报告自己的身份，他又在隐藏什么呢？

　　凭着职业的高度敏感性，民警认为大王身上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因此加大了对他的侦查力度。

　　“大王”供认他的线岁，是邯郸市广平县人，从1993年到1995年间，他在河北省已经犯下了六起大案，其中四起杀人案，两起案。

　　随着邯郸警方调查的深入，王书金交代的其中一件杀人案，引起了轩然。王书金说：“1994年夏天，他曾经在石家庄西郊杀害了一名妇女。”

　　而当邯郸警方到石家庄警方调查时才发现，此案早已结案，当年的嫌疑犯已经于10年前被执行枪决。

　　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被当时的河南商报总顾问马云龙得知，因为王书金被抓获后，河南商报曾进行过报道。

　　当得知此案有两名凶手时，他觉得这才是真正需要报道的新闻，于是派记者做了详细调查，并在报纸上发表了《一案两凶，谁是真凶？》的报道。

　　这一则消息，顿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。而当时负责侦办案件的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，则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。

　　据广平县公安局郑副局长介绍，王书金此时正被关押在广平县看守所，而他交待的6起案件，有1起发生在石家庄，另外5起都在广平县境内，他们会逐一排查各个案件的情况，如实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。

　　尤其是在“一案两凶”的报道出现后，河北省格外的重视，成立了专案组做出详细的调查，很快将会有定论，最多不过六七天。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，他说的这个定论，却足足等待了漫长的11年！

　　石家庄那起杀人案，当年是如何调查定罪的呢？2005年3月，记者赶到石家庄市公安局来了解，但被以正在调查为由拒绝。

　　记者找到了1994年11月河北省社会治安报上，一篇名为《青纱帐静悄悄》的文章详细的介绍了被抓的过程，这篇文章的作者焦警官是当年侦办此案的通讯员，但不是专案组人员。

　　焦警官说检察院当时同意批捕，肯定是认可公安局提供的证据，至于证据都是什么，他不是专案组成员，因此并不清楚。

　　对于的家人来说，以前不相信杀人只是凭着对的了解，并没有真凭实据，而当“一案两凶”的报道出现后，得知了另一个嫌疑人情况，的母亲说都快要气炸了。

　　张焕枝、聂学生夫妇立即请了律师，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多个部门提起申诉，请求重新审理“案”。

　　2006年3月9日，邯郸市检察院以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、罪对其提起公诉，涉及案件共4起，但不包括王书金自己供述的石家庄西郊杀人案。

　　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四项罪名，王书金没有异议，但是他主动交代的石家庄西郊杀人案，检察机关并没有提出指控，这让他非常愤怒。

　　愤怒的理由是：他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不掌握的案件细节，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属自首情节，司法机关应对他从轻处罚。

　　在河南荥阳公安局和河北邯郸公安局，王书金都如实供述了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杀害康兰的案件经过，并两次带领警方到石家庄西郊指认案发现场。

　　据王书金交代，当时他就在距案发现场两百米左右的工地干活，早就见过被害人康兰，因此对她产生了邪念。一天中午，他趁工友们睡觉的时候翻出工地，就在玉米地那个小路旁边等康兰，最终实施了犯罪。

　　而广平县负责侦办案件的郑副局长则介绍了王书金指认现场的细节，他说当公安局的车押着王书金快到达案发现场时，王书金立即要求停车，并主动带着办案人员到达案发地点，边走边交代具体犯罪的过程，包括在哪里下的手，在哪里藏的衣物。

　　其中还有媒体没有报道，并且连都没交待的细节：王书金说当时他还拿走了被害人的钥匙，可是走了一会，他觉得要钥匙没什么用，就扔在了玉米地里。而当年石家庄警方勘察现场时，就有这么一张发现钥匙的照片。

　　在2013年9月27日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书金上诉案进行判决，认为王书金交待的石家庄西郊杀人案在事实认定上，具体作案时间、手段、被害人的细节等与现场勘察证据不符，不能认定王书金就是石家庄西郊杀人案的凶手，驳回上诉，维持一审判决。

　　2014年12月4日，被国家认定为第一个“国家宪法日”，的家人从中看到了希望。最高人民法院也决定对杀人案件进行复查，并决定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，这个信号也很明确，就为了突破当地对案件的阻挠。

　　从2005年王书金被抓到2014年，的母亲张焕枝先后委托了6任律师，但都没能争取到阅卷的机会，申诉也没有结果，但张焕枝和家人从没放弃，弄清事实的线多岁老人心中唯一的心愿。

　　张焕枝老人说，自从儿子被枪毙之后，她的家中再也没了快乐、没了朝气，逢年过节更是简简单单，老两口谁都不敢主动提起儿子，哪怕想一想，心里就难受的厉害。

　　2015年3月17日，张焕枝的代理律师终于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阅了的审案卷宗，并成功复印了包括案、王书金案的所有17份卷宗，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。

　　律师说，从当年的卷宗看，认定是凶手并判决他死刑立即执行，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都存在许多疑点，没有直接证据指明就是杀害康兰的凶手。

　　在卷宗中，有许多笔录和证据都是缺失的，比如当年认定康兰被害时间是在8月5日下午5点，而办案人员曾到工作的厂子里进行过调查，还将考勤表拿走了，然而这个考勤表没再次出现在卷宗里，至今也不知在哪里。

　　据工厂的负责的人介绍，那一段时间都是正常上班，并没再次出现请假或者早退等情况，如果按照工厂下午5点下班计算，工厂离案发地点有5公里左右，这一段时间是不可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的。

　　还有那串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钥匙，调查中有详细记录，可是并没有交待这个钥匙的情况，反而王书金交待得很清楚，这也是非常可疑的。

　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1年半的复查，最终认定：原审判决缺少能锁定作案的客观证据，作案时间、工具，死亡时间存在重大疑问，不能排除他人做案的可能性，原审认定犯杀人罪证据不足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判。

　　2016年6月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，提审本案。经过一系列调查，最高法认为：

　　原审认定犯故意杀人罪、妇女罪的主要是根据是的有罪供述，但纵观全案，缺乏能锁定作案的客观证据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，作案工具花上衣的来源不能确认，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；

　　被抓获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，案发后前50 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，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；有罪供述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存疑，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；

　　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形成完整锁链，也未达到基本事实清楚、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。原审认定犯故意杀人罪、妇女罪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故不能认定有罪。

　　2016年11月3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对故意杀害妇女案公开宣判，宣布无罪。

　　21年之后，张焕枝终于等来了这个时刻，洗脱了儿子的冤屈，还了儿子清白，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。

　　一直坚信自己儿子没有犯罪的张焕枝，拿着那封沉甸甸的判决书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“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啊！”

　　她虽然为儿子感到高兴，但绝大部分的心情是伤痛，正义来得太晚了，儿子的命回不来了！

　　刑事误判、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，不仅会对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导致非常严重伤害，也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导致非常严重伤害。特别是对错杀、冤杀的情况，其代价是没有办法挽回的。

　　对于此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评论员文章说：“每一个判例，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；而每一次失误，也都有几率会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”，呼吁从执法到司法、检察机关“慎用手中的权力”。

　　“案”的，也为每一个司法工作者敲响了警钟，唯有尊重程序、敬仰法律，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，避免法制蒙羞，让正义不再迟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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